杭州三日追影记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咽管弦。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

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

——白居易《西湖留别》

杭州几日行脚匆忙，“不多饮酒懒吟诗”，现在想来却无甚遗憾。一来行程仓促，除去一头一尾坐车耗时，我已最大限度利用时间。二来杭州着实令我失望。自然有人要归罪到我头上：这么点时间就要把一座城嗅出点味道来，你属狗的？我自然不属狗，杭州也不是那块肉骨头。

周五（6.6）中午到达杭州。与朋友在西湖边吃饭。然后散步。围着西湖走了很久，我没带相机，只用手机拍了些。

镜中

风景边

晚上在另外一个朋友处歇脚。第二天独自上山，灵隐寺。在山上静坐良久，看书，聊天，吃了点零食。

灵隐

无风

无解

中午下山去往西湖，一路玩赏至中国美院。途径白居易纪念馆，章太炎墓，雷峰塔；谈不上兴致缺缺，我知道这已经是最符合我兴趣的景点了。美院很美。看了学生艺术展，然后略逛了逛学校：我向来喜欢这种具备艺术气息的学校。但我行走其间，却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当时我以为，大概是那些沉心创作的同学发现我照相后砰然关门，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现在仔细辨别，才发现，是缺少了大学自备的轻松气氛。或许一个纯粹学术研究的理工科院校，都比美院要活泼自然许多。是的，这里美不胜收：青砖绿瓦，古寺掩映；浓墨重彩的油画和后现代雕塑随处可见，甚至连校外的行道树都有别样的装点——但是这一切只会让观者感到审美的紧张。看到一份奇异的装置，你无法正常的忽略它，你告诉自己必须深思它的意义，揣摩它的机械臂为何前屈、钢铁和木材的结合代表的是复古主义还是极简风格……当你知道身边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事物之后，你便感受了一种审美的窒息与疲倦。帕斯卡曾经在古典物理世界崩溃后，对着宇宙外的虚空悲哀不止；但是一个过于充实的环境真的可以让人心生安稳吗？陈列展作品毋宁是一种炫技——当意义被科技和手段包裹，美术不再是美术，而是手术。

看人

和光

遮花

对峙

想象一九八九

        说好每年这个时候写一篇文章。以前我五月下旬便开始动笔，稀稀落落写十多天成文。但这几天我实在太懒，眼看这天徐徐临近，心中却烦闷如一壶煮过头的开水：热力还在，却不是那番滋味。在今天这最后时限，我比以往提早出门跑步，回来洗一头冷水澡，赤身又把衣物洗净。满身是疲倦，满身是迟钝。闭目遐思还是出现了二十五年前的那番场景。剩下的时间，索性睁眼如缺月，写一点吃力的文字算是交代——说有敷衍的嫌疑，我不否认。
        几天前读到一首诗，最后几句是：“把食物散给乞丐，把事情告诉给路人。我的爱人死了，你知道吗：她死得枉。”令我悲伤了很长时间。革命吞吃了它的儿女，而它至今仍然高贵：因为它是这个国家的血液，甚至是魂魄。老师反复告知我们，我们社会的发展，便是靠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我们繁荣，我们强大，因为我们造反有理——所以六七岁孩子稚嫩的脖子上，都有一条被血液染红的圣神丝带。而且没有人对此感到恐惧。
        我也是戴着这样一条红领巾长大。那大概就是崔健歌中的“一块红布”，不仅遮我视线，还把仅能看见的景色染红。或许九零后我的同龄人，都是这样成长。我们自然是幸运的，成长在开放的年代：毕竟笔者还能写出这样一篇文字，而不是给组织抄送一份思想汇报。另一方面，我们有是不幸的，我们成长在一个比我们还年轻的社会。我们还没有学会公民的责任、理性与沟通；还没有学会与陌生人相处的秩序，缺乏遭遇“世界”的准备。手中武器只有苍白的道德大棒，以及，那些没有翻来覆去没有创新的国骂。更糟糕的是，我们面临着人类史上资源投入最为庞大的言论审查机制。现在的中国，你几乎不能找到一个比它更精密的社会系统。立体查杀、防患未然、事后追究，我们这开放的大国在几行小字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但是终究有大坝拦不住的洪水，以及野火烧不尽的草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了解一些政治禁闻。它们可能藏身在一杯盖碗茶中被茶客传递；也可能化身为一封匿名邮件，在网络的世界中跌宕沉浮。它们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高低也取决于流言的高低。这些流言蜚语塑造了我们，也禁锢了我们。我们所有关于历史的想象，情景的复盘，都依托这些碎片而不真切的语句。这或许就是大多数保持基本好奇心的人们，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有那些具备更进一步好奇心，也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才能去寻找更真实的历史，辨别杂芜的叙述。可以说，于大多数人而言，政治禁闻仅仅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与想象力的锻炼；他们需要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叙述，而是一种从众的、符合自己审美与经验的、可理解的画面。
        就八九事件而论，有人第一反应是血光漫天的大屠杀，有人能想到六月一日广场上的温馨一幕，有人却想到那几辆被烧毁的坦克与反革命暴乱的沸反盈天。与此相关，前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试图纠正一个概念。我反对使用“六四事件”这样的词语来概括整个春夏之交。相较而言，我更赞同“八九学潮”、“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我的理由是，这样避免将一系列抗争过程简化为六月四日凌晨的流血屠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让人倒叙地回想起整个事件，从大流血大抓捕开始构架悲剧性；后者却允许人平静而全面地审视，四月丧钟开始敲响、五月学生广场抗争……最后凝结成复杂异常的观感。
        一九八九，离我们本身就很远。而现在，更是浓缩成一道背影，或者说一种想象。或许只有当年全程参与、投诸巨大社会关注、最后被深深伤害的香港社区，才能坚持把六四打造成自身的一面旗帜——一面残破的受伤的旗帜。写作此文的时候，想必维园的烛光已然把港人的面孔照得清晰，照得勇毅。
        我读书最怕看见几个词眼：“黄雀行动”一读到必定流泪不止，心中悲哀无法控制地弥漫。一片冰凉。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相信我的想象，但很多人对我嗤之以鼻，认为我被境外某个瞎子操控。他们否认二十五年前的一切，认为屠杀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开枪的人是英雄。我不确信说这话的人是否还带着红色丝巾；至少我认为他是不愿意取下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可能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艘巨舰将顷，站在右边的人多于左边的人，为了维持稳定只好把右边多余的人扔进海里。这样的历史想象，很精彩，也很野蛮。
        某人吃了一盘红烧肉之后，擦擦嘴说：“人治也不是不可以。”于是他被神化，其他人被奴化。曾几何时，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整齐划一地进行历史想象。我们关于社会发展的解读变得僵硬、铁血、原始、残酷。他带来了革命的理念与工具，却没想到恰恰就是这些东西，把他一手打造的先进文明狠狠击碎。他带来了历史虚无主义，现在却被它所吞噬。虽然他的遗体还原封不动躺在水晶棺，但是对他的评价却早已模糊了他的身影——或者说，关于他的历史想象。
        我接触了太多同龄人，他们零零散散总能讲一些二十五年前的故事。他们坦白，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想象并不自信。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试图改进。我知道他们大多能翻墙——这对于我们而言几乎是没有难度。但是他们就算翻墙，也似乎并不热衷于厘清二十五年前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像每一个人的记忆中都缺少了一个年份，缺少了一阵天崩地裂的痛感。现实如此，历史却翩翩远去。我不由追问，那一份缺失的历史想象，去了哪里？更进一步，我们想象历史的热情与动力，去了哪里？甚至现在还涌现出另外一些过于可恶，或者过于愚蠢的人——他们竭力阻拦他人正常的历史想象。他们很少来自体制内——相反，还可能来自深受体制伤害的中下层——却费尽心机阻挠一切敏感的活动。当想象力遭遇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成都一位读书人曾经指出：“墙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受控制的中文信息圈（尤其是简体中文信息圈）。认为墙只是墙信息（似乎有很多大 V 也这样认为），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所以人家在红墙里，你在防火墙里。”我认可这番见解。梁文道也有过观察，他认为现在青年反体制思潮之所以大不如前，是因为物质生活有了可见且可观地提高。通观两者，我们便知道受众对于言论管控强大的忍受力，来自于一个并不高明的隐形分级制：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需求翻墙的人，官方放任自流，对翻墙行为听之任之；对于那些没有翻墙欲望或者没有条件翻墙的人，官方提供墙内发达而受控的信息。翻墙的精英因为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信息，所以降低对墙的反感；甘愿留在墙内的人更不存在反叛心思。这样不仅形成墙内受控的信息圈，还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历史想象的不对称。我很早之前便观察到，草根与精英之间割席而战，得利的是专制力量。这是反专制力量的自我消解，信息处于严重堵塞状态。因为草根（数量优势）与精英（质量优势）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难以达成相同的历史想象，也不可能建立相同的利益诉求，所以民间社会发展异常缓慢。
        在这样的情形下，“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得太狼狈。那些网络上鸡零狗碎的春秋笔法，以前我还会看几眼，感叹历史与人心的力量。现在却心生烦闷与无奈。是啊，这些零散的纪念有什么意义？你我都知道，它们终将如老兵一般凋零。或许就在明天，最后一位天安门母亲便会被逮捕或病亡；你心心念叨的那位研究民运的学者就被抄家被痛殴被扫地出国。而那些在墙内或者墙外的人看都不会看一眼。海外民运圈还是海外民运圈，国内五毛党还是五毛党，精英还是保持优雅的动作喝咖啡，草根还是一边仇富一边低头哈腰地赚钱。他们的历史想象中根本就没有你们，你们嘶叫挣扎你们困兽之斗没有人听到。这或许有些残忍，但却不是假话。
        诗人期待“把事情告诉给路人”，我们期待把历史的想象力还给公众。现在已经来到六月五日，我应该停笔。窗外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它从远处传来，又传向远处。大四即将肄业的学长醉酒归来，在草地上说着清醒时不敢吐露的心声。我这样看着，心情渐归平静。生活才是最美好的想象力，它支撑了所有的平凡和所有的伟大。我祝福生活本身，也祝福这份美好的想象力。这一壶烧过头的开水，便让它在仲夏时节蒸发干净——趁它还有些热力。

六月五日凌晨，南京

20140528读书日记

今日看书《现代化新论》，罗荣渠著。作者是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开拓者，他在开篇介绍“现代化”一词的语源与翻译问题。他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对世界历史的三分法，即古、近、现三分法与国际学术界的有龃龉，造成了“现代”一词及其派生词的语义混乱。作者也反对根据生产关系的嬗变即社会制度来划分近代与现代——作者写道：“那么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还处在‘近代化’阶段，尚未开始‘现代化’的过程……再说现在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完成自己的‘近代化’，岂不变成了时代的错误？”并且还可能出现“中世纪化”、“古代化”等莫名其妙的概念。相反，日文中“近代”一词更为契合西方语境，译作中文却只能换成“现代”，这样一来必定会对学界交流造成障碍。这是一番有益的探讨，我也由此思考了中文的翻译问题。哲学中“to on”一词也是学界翻译中的难点，译为“本体论”、“万有论”、“存在论”或者“是论”不尽理想。近来有学者认为“相”比“存在”精确，实在高明。此外有趣的是，本书作者罗荣渠是我的同乡兼校友，他1945年从成都树德中学毕业到西南联大，我五十年后踏入树德的校门。也是读着书才突然发现这样的巧合；同学知道后都说是惊喜更是缘分。     又读《书屋》二〇一三年第十二期，见岱峻《他们的李庄 过去的李庄》一文。今年春节我也开车去了李庄，当时只知是西南联大的旧址，随亲友吃饭打闹一阵便又匆匆上路。没想到里面有颇多事物值得咀嚼，当然也包括那一大碗的李庄白肉。岱峻说现在的白肉“调料很一般，记得当初的特点是甜辣鲜香，那是下江人与当地人口味的完美融合，而今只有当地口味加上旅游成规模后的快餐风味。”让人想到《拟管锥编》中“美人肝”的风味变迁。去年读到胡文辉那本讨巧的小书；“美人肝”由鸭肠胰白卤制，为南京清真餐厅“马祥兴”四大名菜之首，可惜味道与南京城一道沦陷了。单单这一道小菜，却涉及汪精卫、陈壁君、黄裳、梁实秋、卢前、吴白匋、张通之、胡耐安等人文史轶事，读来极为过瘾。李庄也是民国大人物们休息之所，此文正好是个纪念。文中提到宗井滔逼迫顾准读书一事，也让人感叹不已。顾准于我，是榜样更是师友。他的命运、迷茫与挣扎，都深深嵌入我思想的田野。文中提及台湾“史语所”的来访也令人倍感亲切。前不久才看见张求会的微博展示该所同意其使用“傅斯年1949年5月31日致台湾省警务处电报稿”的授权书，还在好奇为何全文是西语；却没想到这一批学人便曾蛰居在我故乡不远处，那里是他们生活的家，精神的塔，爱情的桥……     他们的李庄 过去的李庄     一        “他们”一词，有两义：一是我写《发现李庄》的那些“民国衣冠”，那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的先生们及他们的父老妻儿；一是现在的李庄人。“过去”亦可双解：既作标志时态的名词，又是表趋向的动词，即逝者如斯夫！         2013年9月14日周六，笔者偕内子与画家何昌林夫妇及外孙女小小菜去李庄。镇上一东一西两个停车场停满了车，街上满是游人，李庄的秧歌队正在欢送新兵。刚刚睡醒的小小菜煞是高兴，在这个小镇，她是走遍世界的大名人。午饭是在“李济缘”饭店，那是以“纪念”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名义命名的。我们坐在雅间，外面是山呼海啸的食客，足足有十几桌。但坦白说，白肉的调料很一般，记得当初的特点是甜辣鲜香，那是下江人与当地人口味的完美融合，而今只有当地口味加上旅游成规模后的快餐风味。         饭后先去东岳庙，那是同济工学院所在，院子后坝的那棵高大的无花果树已枯朽倒下。只有前院的桂圆树还绿意婆娑，挂满龙眼，整座庙空空如也。是啊，不是故人，不知故事，来此干卿底事？              汽车开到月亮田竹林深处停下，一条绿荫掩映的小路通往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路旁杂草茂密，少有履痕，按说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故居，应该是李庄旅游的重要景点。可除了我们，也只有一位看门人。              当年史语所迁来李庄，百十号人、二十万册书，是傅斯年请托内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动用军用十轮大卡车，从昆明经贵州，运至四川泸州蓝田坝上船，溯流而上到高石梯下的“木鱼石”（又称筲箕背、蛤蟆石）下船。这里距离镇上已有两三里地，由此上山到板栗坳还有四五里。当年令李济老父李权吓掉魂的高石梯，已不再高，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半山腰。脚下那棵大黄葛树，就是傅斯年、董作宾等人自李庄到板栗坳中途歇脚喘息处，但见对面的桂轮山逶迤纠纷，长江沉沉一线流向天际。              出大汗，喘粗气，终于到了板栗坳。当年从牌坊头拾级而上，到栗峰书院的路已被阻断，得绕道茶花院。茶花院曾是史语所历史组所在，组长就是史学家陈寅恪（因故未去），研究人员有陈槃、劳榦、李光涛、何兹全、逯钦立等。陈槃有咏茶花院的诗，诗曰：“秀野当小园，涉趣日谁偶？偃息宜夏长，远意落岩薮。凤仙寞寂开，瓜蔓绵相纠。蜂喧花媚时，鸟窥人静后。一雨生秋风，变衰谅难久。墙竹玉青姿，潇洒绝尘友。渐来劳我心。商声凌半亩。”董作宾的《栗峰谣》唱到：“山茶花，朵朵红。三院学士最多情：折一把茶花求婚去，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可眼前已是一座三层镶嵌马赛克的现代建筑。今人焚琴煮鹤，先是砍了茶花树，现在是彻底拆毁茶花院，让人瞻仰无凭。         戏楼台是史语所的考古组所在，也是董作宾的家。2005年9月2日，董作宾之子董敏回忆：儿时，他们最喜欢在咏南山牌楼的竹林里玩耍，有时耍在兴头上，就听到妈妈熊海平喊：“小敏子，吃饭了。”“小敏子，吃饭了。”一声一声，从竹林里传来。说这话的董敏，正与李济之子李光谟、逯钦立之子逯弘捷在咏南山牌楼前合影。听他深情的讲述，那声音仿佛穿越六十多年的岁月，犹在竹梢回旋。而今，一座咏南山牌楼，竟不知所踪，更奇怪的是镇上竟无人知晓此事。              ２００５年，板栗坳的牌坊头曾遭遇一次加固培修，旧貌不存，轮廓犹在。牌坊头后面的两块碑，一块是“宜宾市翠屏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块是“留别李庄栗峰碑”，是当年史语所离开李庄时竖立的，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1950年以后，逐渐废弃，2005年9月重建，中间的石阶梯，走上去原是永胜乡小学，早已颓废，了无人迹，覆满落叶。              当年的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是个有一百零八道朝门的大寨子。一个叫“田碥上”的小院竟然是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藏有二十多万册中西文图书。任继愈、马学良、杨志玖等北大文科研究生在此苦读六年，依靠这座图书完成学业；倚在病床上的林徽因、得了肺病的梁思永也是因了这批书才撑过那段泥泞。              傅斯年住过的桂花院是一排普通的农家屋，现在的房主张家友是土改后分到的房产。2007年11月17日，我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王明珂来过这里。王汎森说，他是史语所离开李庄以后再来的第一位所长。本来他的前任杜正胜先生也很想来，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来不了。而今，永胜村六组村民张家友讲起王汎森，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他甚至知道他已升为副院长。离开以后，王汎森将一本《傅斯年先生文物资料选集》寄赠这位未必识文断字的村民，并亲笔题写“家友先生惠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赠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王汎森是中研院院士，海峡两岸公认的历史学家，做大学问者，善待小民，注重小事，这是当今社会难得的真君子。张家友也无负海峡那边的情谊。他将此物视为拱璧，决不轻易示人，有人出两千元，他不出售。这是一种奇特的缘分。当年，他的哥哥张汉青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同学，曾在红苕地里向我讲述父亲张海洲给傅斯年抬滑竿的故事。而今，他哥哥也病逝了，他是这段历史唯一的知情人。              建在一个山坳处的明代建筑旋螺殿，是李庄最有文物价值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位于宜宾到李庄的公路边，也是古镇的地标式建筑。而今公路改道，旋螺殿也疏落了。从路上的苔痕、殿里的积垢可以看出游人罕至。从旋螺殿走一段田坎路，就是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旧址门官田张家院子。社会学所是民国时期极为重要的研究机构，但由于研究资料匮乏，也因为意识形态的屏蔽，遂湮没无闻。而史语所因为迁台，在海峡那边还完好地保存着这段历史。近日，《顾准传》的作者王晓林向我打听宗井滔的情况，宗是李庄门官田大户张家的女婿。她告诉我，宗井滔后来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长，顾准曾在他指导下读书。当她看到我在《发现李庄》里对宗井滔的叙述过于简慢，曾向我求证，但那时他的确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字员。那是一个群英聚会穷山沟的特殊时期，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研究员巫宝三、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千家驹……个个都是学界的泰山北斗。他在那个环境中受过熏陶，故有足够的学识滋养顾准这样的读书人。 二         当年我采访过的宗井滔的妻侄张执中，不几年就去世了。那些关于李庄的口述者罗萼芬、张海青、廖顺江、陈金辉的母亲李婆婆等，也纷纷谢世。清代画家金农有题画诗：“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先后数十次到过李庄，内子冯志也陪我一起做口述史，我们的岁月与李庄的兴衰连在一起。我在李庄的一次签名赠书时，一位老大娘曾心痛地说：“我们是看到岱峻老师的头发变白的。”听这话，我明白自己的十几年没白过。但另一句话却让我下泪，一次在李庄吃饭，一个做导游的姑娘来敬酒，说：“感谢岱峻老师给我就业的机会。”——我配吗，有何德何能？李庄原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宋老者说过一句中肯的话，岱峻让李庄出名；李庄也让岱峻出名。是的，我是李庄的最大受惠者。              2000年，我从李庄走进残缺不全的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年，三十万字的非虚构著作《发现李庄》出版，我也因此获授“李庄镇荣誉居民”。此后，我的写作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大、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大、西南民大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中研院”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原中研院研究员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著名学者余英时、许倬云、王汎森、罗志田、王明珂等给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屈指一算，那批前辈学者在李庄生活了近六年。我追随他们及其流寓过的那个古镇已有十三年。看来，今生今世，我是注定走不出李庄了。 三              拙作《发现李庄》问世一年以后，各种写李庄的图书，如《李庄忆旧》、《中国李庄》、《李庄寻根》、《古镇李庄》等，也竞相出版，异彩纷呈。宜宾电视台以拙作文字稿为基础拍摄的《中国李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也在全国热播。李庄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新亮点，随着李庄知名度的增高，旅游热汹涌而至。              李庄的骤然升温，让李庄人也始料未及。李庄的故事，也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某些媒体和作者，为追求轰动效应，虚构情节，恣意想象，如“几个袍哥的茶议，收养了走投无路的中研院”，“李庄的乡亲们吃观音土也要保证学者大师不致饿肚子”，“故宫博物院的数千箱珍贵文物曾运来李庄，放置在张家祠内保存，长达五六年之久”等。更有甚者，刻意编造绯闻，低下媚俗，甚至对病榻上的林徽因也不放过，以“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为标题吸引眼球。就在这次与李庄当地领导的交谈中，他还小心翼翼地向我求证，说南京博物院一位罗姓处长告诉他：当年，李济之所以不搬到板栗坳而留在镇上，是为便于寻花问柳……这就不止于编造历史，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恶毒诽谤。李济先生恰恰是有“与天地之往来”的宇宙精神，而弃绝儿女情长的伟丈夫（愿闻其详者请读拙作《李济传》）。“发现李庄”，我是始作俑者，但要阻止李庄历史不断地“层累地造成”，甚至被恶意改写，我已无能无力。              当初，我追寻、迷恋的是过去的时间（1940—1946），是一段湮没的民国学术史。李庄因有这段被重新打捞发现的历史而为人文旅游地，成了旅游文化名镇的李庄似已不大在乎这段历史。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演出的唱本已是与文化不搭界的“李庄三白”——白肉、白酒、白糕。今日的李庄，满街拥塞着怡红快绿，夹道陈列着片好的李庄白肉和待片的猪臀，就像周庄满街充溢着“沈家蹄髈”的腻腥味。导游的电喇叭声、麻将声、卡拉ｏｋ声，肆意铺满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街上要么是旅游消费者，要么是旅游经营者，要么是旅游管理者，人们尽情尽兴地享受花钱与挣钱的乐趣。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但目下的场景已令我陌生。它已是一处标准的成熟的旅游古镇。也许，这正是李庄渴求的变化，是当年李庄前辈付出的应有回报，代表着当地领导和民众的心声。我没有臧否李庄、以为今不如昔的权利，只是从内心觉得，古镇的变与不变真是悖论：保持或还原战时中国学术城的青灯黄卷、破庙寒窗，真实倒是真实，但除了一些真正的读书人有朝觐的兴趣，恐怕难以吸引游人？不是有一种理论：不开发，谈何保护？开发就是最好的保护。也许从李庄镇上的发展与板栗坳的败落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              2007年11月17日，我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去到李庄，他以个人身份朝觐学人胜迹。半年后，他在2008年6月26日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新建古迹”：只有地点是古的》。他写道：          去年10月，我与同事王明珂先生仆仆风尘，前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主要是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抗战期间一度迁往李庄，我们要到那里拍摄一些纪录片，同时也希望当地能保持史语所原址张家大院的旧模样，保护它但不要过度改建它。我们在《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先生等人陪同下前往，看到了在史语所前辈口中相传很久的李庄坂栗坳、张家大院，到了李庄才知道原来坂栗坳离李庄镇上那么远。     此行的重要任务很顺利完成了。古人有“千里送鹅毛”，我们何以要千里送只语呢？因为过去几年，我偶尔到中国大陆访问时，感触最深的是有几个古迹看来只有地点是古的，其余全是新的，我戏称之为“新建古迹”。如果我的观察没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古迹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是为了现代化而大量铲平的时期；第二是开始了解到要创造观光资源，必须依靠古迹的时期；第三是地方开始有钱，充分了解观光产业之重要，而又想为古迹“注入生命力”，也就是所谓“新建古迹”的时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几年来凡是有机会，我就劝人“最古老的是可贵的”；如是为了创造观光资源，那么愈古老的愈能卖钱；宁可留住一片古老的，不要一栋新建的。人们千里迢迢前来凭吊的是那一片古老的残迹而不是那一片新建的“古迹”。访客想看的是与自己平常所见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想看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何必千里迢迢前来此地呢？所以凡是具有时间的深度的东西，都应该以无比虔诚的心情保留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因搜集史料经过江苏南部，看到许多明清古屋被拆散一地，那一个情景使我想起六十、七十年代的台湾，当时有一位小说家施叔青写了一本《琉璃瓦》，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便是描写彼时台湾为了现代化，将许多老屋拆毁，珍贵的琉璃瓦散碎一地，不知珍惜的故事。     当然，文物保护者与古迹的现住户之间是有紧张的，后者往往觉得古迹太过破旧，住起来不舒服，一旦指定保护，长时不能翻身，所以过去台湾曾经有人在指定古迹之前悄悄加以毁损的情形。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将他们迁往公建的新住宅，然后将古迹保护下来。记得有一年我到瑞士，专程前去参访古代房屋的园区，他们的办法是将数百年来各种房屋都移一两栋到园区以供保存及欣赏，是值得借镜的作法。     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把天地比喻成一座通风鼓火的冶具；我则觉得人的内在生命像是一座乐器，要经过外面事物适当的引会，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而具有时间深度的古老东西，正是一种拓展心灵深度的引会之物。                   逝者如斯，我景仰和追溯的那个学术李庄，已不复存在了。甚至，“发现李庄”的过程也成为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9月19日中秋节，我通过电子邮件，把去李庄的见闻感受，尤其是在板栗坳见到张家友的情况，告诉台湾的王汎森。当天收到他的回信：“岱峻兄，谢谢您的文章和照片，我很感动。它们给我带来很大的兴趣，也使我猛省到访李庄是六年前的事。岁月如此之快，今人感慨！今年出了一本近七百页的论文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等有机会再送您一部。泛森。”         “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或佛教徒，那些儒僧也会被人戏称只懂“文字般若”。或许我的痴迷正是源自愚妄的“分辨心”与“执着心”？放下，放下，且喝茶去。

开始的歌：周保松在五月

或许有人认识这个人：周保松。

更多人不认识他。

他是位老师，或者说助理教授。

当然可能这些都不重要——当我们在读书会上看见他谈论理性与自由，只会发现，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读书人。

“香港人”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公民群体之一。可是有人说，近年来香港的政治发展不理想——它离伦敦越来越远，离台北越来越近。

但是这里还有梁文道、董桥、周保松。这里有支联会，有维园的烛光和七一的游行，这里还有无数人站出来呐喊和反抗。

他们清醒、宽容，在自由的旗帜下面容坚毅而清晰。

他们就像是古希腊城邦。面对咄咄逼人的斯巴达，他们不秣马厉兵，而是歌颂公民的责任与担当，抵死守护艺术家的雕像和思想家的手稿。

这一次，希腊人成功了。

《苹果日报》5月15日报道

中共颁布「七不讲」原则收紧言论空间，波及香港学者。中文大学政治哲学副教授周保松，原获广州中山大学学生组织「中大青年」及「马丁堂学社」邀请，今天起到该校出席一连三天举行的「论自由与社会公义」系列讲座担任主讲嘉宾，惟昨傍晚突获主办单位通知讲座全部「被取消」。本报昨向周保松查询，他说不便受访，也不知道讲座被取消的原因。突被取消的讲座原设两场讲座及一场读书会，分3日在中山大学举行，讲座题目包括「自由的价值」、「思考社会正义︰这个社会会好吗」，读书会分享的书本则为John Mill撰写的自由主义经典《论自由》（On Liberty）。周保松昨傍晚在微博及facebook发布取消讲座消息，并留言称「莫灰心，让我们期诸来日」。内地学生留言猜测「死因」，有指讲座主题论及「自由」，题材敏感故被勒令取消；有人指或与周曾于微博发表敏感言论所致。周保松近日就曾两度遭微博删帖，包括他前日转载六四事件中，北京高校绝食学生在1989年5月13日发表的绝食书全文，文章发表后即被微博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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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董桥

几年前第一次看《橄榄香》，立刻就成了董迷。说起来，读到这本书真是意外。本来是下载一篇不出名的电子稿，压缩包里附带这本书。电子稿很快看完，一翻页看到这本书，也就手不释卷停不下来了。就像李敖说买他书的多半是上当的：他们想买的，其实是另一种更“耐看”的书。柏拉图早期思想认为，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分有了同名的理念；我便自认为和董先生分有同名的理念——你可以叫它文气、老气，或者干脆叫做没有人气、没有地气。所以我作董迷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幸福的事。不久前见某微博网友签名是：“二十三歲與字與書結緣，一生不渝，旁的枝枝葉葉盡是造化，不必多說。”一眼看去颇觉眼熟，细细咂摸，辨出此乃董桥旧文一段。我求证，他说：“看来朋友也是董迷。”我想破译密码的专员工作也不能比我更出色了。趁着快意继续阅读董先生大部分文字，醉心其笔下老派人物和老牌做法，常激荡不能自拔。不料还是有人不惯我这伪专员的工作，泼来冷水：“你一定要少读董桥。”说这话的还是颇有些名气的冯唐。初以为他正话反说，下句必是什么“多撒尿”一类的俏皮话。他却堆出一副居委会大妈的凛冽神情来：“董桥的文字，往好了说，仿佛涂鸦癖乾隆的字，甜腻。仿佛甜点，吃一口，有滋味。吃几口，倒胃口，坏牙齿。”“对于香港，不要苛求。少读董桥肉肉的文字，多去湾仔一家叫‘肥肥’的潮州火锅，他们肉肉的牛肉丸实在好吃。”——后面这段十足像一位居委会大妈拉住刚买菜回来的太婆念叨她进城一番的见识。也是到后来才知道，批判董桥——或曰“重估”董桥——是由来已久了。八十年代柳苏在《读书》上始倡董桥；彼时大陆雷雨初霁，钢铁之躯一见董文便“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 于是陈子善先生也写《你一定要读董桥》。然后因为“一位高人说一定要看董桥，嗡地一声一群低人也说一定要看董桥”，杨早有些受不了，他写下《你不一定要看董桥》。我认可杨早的说法：“非但在扮演锱铢必较算计盘剥的成功人士时不能看董桥，即是在自认一脸深沉忧生忧世的理想主义者时也不必看董桥。”到了应该看董桥的地步再看不迟。不想冯唐拿到接力棒后张口就说：“你一定要少读董桥。”太轻妄我不喜欢。历来文坛登龙术榜首就是哗众取宠，夺人眼球；反正文人圈从不缺怪诞畸形的想法。我们读书愈多思想愈保守，也是认为看准浮夸不如守中。像冯唐这样信手批驳一位久负盛名的文章家，很让人难过。还有人批评，董桥的文章过于“小布尔乔亚”，故事不接地气。我知道他们是嫌弃作品没有反映当下社会，无法在书中找到自己，也无法得到什么言之凿凿的真理。这倒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张爱玲与傅雷的论战：“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张小姐这句话安妮宝贝也赞同：“比起试图以文字解决社会问题的写作，我更爱慕为美和灵魂的困惑而写下的文字。它们如同隔夜清霜。”难怪张爱玲、董桥和安妮宝贝的文字越写越好，“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番境界我很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