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读到一首诗，最后几句是：“把食物散给乞丐，把事情告诉给路人。我的爱人死了，你知道吗：她死得枉。”令我悲伤了很长时间。革命吞吃了它的儿女，而它至今仍然高贵：因为它是这个国家的血液，甚至是魂魄。老师反复告知我们，我们社会的发展，便是靠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我们繁荣，我们强大，因为我们造反有理——所以六七岁孩子稚嫩的脖子上，都有一条被血液染红的圣神丝带。而且没有人对此感到恐惧。
我也是戴着这样一条红领巾长大。那大概就是崔健歌中的“一块红布”，不仅遮我视线，还把仅能看见的景色染红。或许九零后我的同龄人，都是这样成长。我们自然是幸运的，成长在开放的年代：毕竟笔者还能写出这样一篇文字，而不是给组织抄送一份思想汇报。另一方面，我们有是不幸的，我们成长在一个比我们还年轻的社会。我们还没有学会公民的责任、理性与沟通；还没有学会与陌生人相处的秩序，缺乏遭遇“世界”的准备。手中武器只有苍白的道德大棒，以及，那些没有翻来覆去没有创新的国骂。更糟糕的是，我们面临着人类史上资源投入最为庞大的言论审查机制。现在的中国，你几乎不能找到一个比它更精密的社会系统。立体查杀、防患未然、事后追究，我们这开放的大国在几行小字面前总是战战兢兢。
但是终究有大坝拦不住的洪水，以及野火烧不尽的草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了解一些政治禁闻。它们可能藏身在一杯盖碗茶中被茶客传递；也可能化身为一封匿名邮件，在网络的世界中跌宕沉浮。它们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高低也取决于流言的高低。这些流言蜚语塑造了我们，也禁锢了我们。我们所有关于历史的想象，情景的复盘，都依托这些碎片而不真切的语句。这或许就是大多数保持基本好奇心的人们，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有那些具备更进一步好奇心，也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才能去寻找更真实的历史，辨别杂芜的叙述。可以说，于大多数人而言，政治禁闻仅仅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与想象力的锻炼；他们需要的不是真实的历史叙述，而是一种从众的、符合自己审美与经验的、可理解的画面。
就八九事件而论，有人第一反应是血光漫天的大屠杀，有人能想到六月一日广场上的温馨一幕，有人却想到那几辆被烧毁的坦克与反革命暴乱的沸反盈天。与此相关，前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试图纠正一个概念。我反对使用“六四事件”这样的词语来概括整个春夏之交。相较而言，我更赞同“八九学潮”、“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我的理由是，这样避免将一系列抗争过程简化为六月四日凌晨的流血屠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让人倒叙地回想起整个事件，从大流血大抓捕开始构架悲剧性；后者却允许人平静而全面地审视，四月丧钟开始敲响、五月学生广场抗争……最后凝结成复杂异常的观感。
一九八九，离我们本身就很远。而现在，更是浓缩成一道背影，或者说一种想象。或许只有当年全程参与、投诸巨大社会关注、最后被深深伤害的香港社区，才能坚持把六四打造成自身的一面旗帜——一面残破的受伤的旗帜。写作此文的时候，想必维园的烛光已然把港人的面孔照得清晰，照得勇毅。
我读书最怕看见几个词眼：“黄雀行动”一读到必定流泪不止，心中悲哀无法控制地弥漫。一片冰凉。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相信我的想象，但很多人对我嗤之以鼻，认为我被境外某个瞎子操控。他们否认二十五年前的一切，认为屠杀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开枪的人是英雄。我不确信说这话的人是否还带着红色丝巾；至少我认为他是不愿意取下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可能出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艘巨舰将顷，站在右边的人多于左边的人，为了维持稳定只好把右边多余的人扔进海里。这样的历史想象，很精彩，也很野蛮。
某人吃了一盘红烧肉之后，擦擦嘴说：“人治也不是不可以。”于是他被神化，其他人被奴化。曾几何时，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整齐划一地进行历史想象。我们关于社会发展的解读变得僵硬、铁血、原始、残酷。他带来了革命的理念与工具，却没想到恰恰就是这些东西，把他一手打造的先进文明狠狠击碎。他带来了历史虚无主义，现在却被它所吞噬。虽然他的遗体还原封不动躺在水晶棺，但是对他的评价却早已模糊了他的身影——或者说，关于他的历史想象。
我接触了太多同龄人，他们零零散散总能讲一些二十五年前的故事。他们坦白，他们对自己的历史想象并不自信。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试图改进。我知道他们大多能翻墙——这对于我们而言几乎是没有难度。但是他们就算翻墙，也似乎并不热衷于厘清二十五年前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像每一个人的记忆中都缺少了一个年份，缺少了一阵天崩地裂的痛感。现实如此，历史却翩翩远去。我不由追问，那一份缺失的历史想象，去了哪里？更进一步，我们想象历史的热情与动力，去了哪里？甚至现在还涌现出另外一些过于可恶，或者过于愚蠢的人——他们竭力阻拦他人正常的历史想象。他们很少来自体制内——相反，还可能来自深受体制伤害的中下层——却费尽心机阻挠一切敏感的活动。当想象力遭遇暴力，结果可想而知。
成都一位读书人曾经指出：“墙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受控制的中文信息圈（尤其是简体中文信息圈）。认为墙只是墙信息（似乎有很多大 V 也这样认为），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所以人家在红墙里，你在防火墙里。”我认可这番见解。梁文道也有过观察，他认为现在青年反体制思潮之所以大不如前，是因为物质生活有了可见且可观地提高。通观两者，我们便知道受众对于言论管控强大的忍受力，来自于一个并不高明的隐形分级制：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需求翻墙的人，官方放任自流，对翻墙行为听之任之；对于那些没有翻墙欲望或者没有条件翻墙的人，官方提供墙内发达而受控的信息。翻墙的精英因为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信息，所以降低对墙的反感；甘愿留在墙内的人更不存在反叛心思。这样不仅形成墙内受控的信息圈，还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历史想象的不对称。我很早之前便观察到，草根与精英之间割席而战，得利的是专制力量。这是反专制力量的自我消解，信息处于严重堵塞状态。因为草根（数量优势）与精英（质量优势）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难以达成相同的历史想象，也不可能建立相同的利益诉求，所以民间社会发展异常缓慢。
在这样的情形下，“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得太狼狈。那些网络上鸡零狗碎的春秋笔法，以前我还会看几眼，感叹历史与人心的力量。现在却心生烦闷与无奈。是啊，这些零散的纪念有什么意义？你我都知道，它们终将如老兵一般凋零。或许就在明天，最后一位天安门母亲便会被逮捕或病亡；你心心念叨的那位研究民运的学者就被抄家被痛殴被扫地出国。而那些在墙内或者墙外的人看都不会看一眼。海外民运圈还是海外民运圈，国内五毛党还是五毛党，精英还是保持优雅的动作喝咖啡，草根还是一边仇富一边低头哈腰地赚钱。他们的历史想象中根本就没有你们，你们嘶叫挣扎你们困兽之斗没有人听到。这或许有些残忍，但却不是假话。
诗人期待“把事情告诉给路人”，我们期待把历史的想象力还给公众。现在已经来到六月五日，我应该停笔。窗外响起火车的汽笛声，它从远处传来，又传向远处。大四即将肄业的学长醉酒归来，在草地上说着清醒时不敢吐露的心声。我这样看着，心情渐归平静。生活才是最美好的想象力，它支撑了所有的平凡和所有的伟大。我祝福生活本身，也祝福这份美好的想象力。这一壶烧过头的开水，便让它在仲夏时节蒸发干净——趁它还有些热力。
六月五日凌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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